广州医疗卫生鉴定改革后存在的问题

本文作者：余卫华
作者单位：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10407
E-Mail: yuweihua@163.net

　 广州市医疗卫生鉴定委员会进行了改革，打开了黑箱，但是改革前存在的问题依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第一， 组织者的问题
医疗事故鉴定的组织者是卫生行政部门，是当事医院的上司，“老子给儿子鉴定”的问题大家都知道，但还有大家不大明白的问题：医疗事故的发生是违反了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，而卫生行政部门的责任之一，就是监督下属医院是否违反了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，监督下属医院是否执行有关规定，只有在卫生行政部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，才可能发生医疗事故。所以卫生局判了下属的错也就间接判了自己的错，这不仅是“老子给儿子鉴定”的问题，还包括了“老子的自我鉴定” 问题。

第二， 鉴定人员的问题
鉴定人员和当事医院都是同一部门的，今天你给我鉴定，明天我给你鉴定，明显有利害关系，这是“兄弟鉴定”，另外还有不容易看出的问题：医学专家是作为鉴定人员的一个很好的基础，但医学专家不能等同与医疗事故鉴定专家，医学专家所具有的是医学（医疗）知识，看病看得好不一定懂鉴定。医疗事故鉴定中除了需要医疗知识外，还需要法学知识，特别是医政、举证、逻辑学的知识。特别是有的违法操作很少会出事，很多专家自己平时也是这样做，在专家的临床经验中这样做是对的，到了医疗事故鉴定时，碰到这种违法操作出了事，他们往往会说：“在临床中……”这样做就是惯例大于法规。 如果交通事故的鉴定不是找交警，而是找几个老资格的司机，或称为驾驶专家的人来鉴定，会有什么奇迹发生呢？

第三， 鉴定的方法问题
民主集中制是社会科学的方法，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是科学方法和科学实验，医学属于自然科学，然而医疗事故鉴定居然采用民主集中制的方法——投票决定，少数服从多数。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，就知道这样做是多么的荒谬。一百年前亚里斯多德是科学权威，他认为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快，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观点。但只有伽利略一个人反对他的观点，最后通过在比萨斜塔做了一个科学实验，证明重的物体和轻的物体下落一样快，结果证明只有伽利略一个人的观点是对的。试象一下，如果让我们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去鉴定，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，伽利略肯定错了。围绕着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还是地球绕着太阳转的问题，支持“日心说”的布鲁诺，就是被支持“地心说”的大多数人活活烧死的。多数不一定就是正确的，“法轮功”也曾经是人多势众，法轮功正确吗？科学吗？

第四，监督的问题
监督员大多数是人大、政协、记者既不懂法又不懂医，能听出什么问题？就算是听出检定有问题，医鉴会也可以用他们不是医学专家的理由，置之不理。监督员最大的权力就是发一发牢骚，正如陈亦香医鉴会的情况。监督员行使监督权最大作用就是写报纸，产生一点不起作用的舆论压力。

第五， 证据保存的问题
在一般情况下，最重要的证据是病历，但发生医疗事故（事件）后，病历是由医院自己封存。这更荒唐，医院是被告，如果证据是对医院有利的，医院当然会很好地封存，但很多时候证据是对医院不利的，会医院好好封存吗？

第六， 举证的问题
病历是由医院保存，家属见不到，加上家属无医学知识（其实很多家属由此而成了医学专家），在提供证据材料说明是非责任方面，医疗单位处于优势，为了平衡双方的利益，通过过错推定的方法来实现举证责任的倒置，这样有利于解决受害人的法律救济问题。但是实际中，医鉴会往往是要家属举证医院的过错，而不是要医院自己无过错。在王世凤死亡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，因“不能得出抢救不及时是死亡原因的结论”而不是医疗事故，这明显是要家属举证，如果要医院举证，同样因“不能得出抢救不及时不是死亡原因的结论”定为医疗事故，而且还占了99的比例。

第七，证据采用的问题
在法庭上，采用什么证据，不采用什么证据是有依据的，但在医鉴会中，往往是医院给什么病历，医鉴会就信什么病历。在陈亦香医鉴会中就出现了医院“事后补记病历”的事，并得到医鉴会认可，补记病历的内容排除因抢救来不及记的原因。当医院所述和家属所述不同时，医鉴会采用折衷的方法。或者回避家属所述，认为对结果无影响。 处理医疗纠纷最好的方法，还是设医疗法庭，这个建议在去年5月曾经被提上议事日程，但至今无结果。如果有关部门真正想尽量做到公正，还是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做一些改革的，例如有专家提出的：鉴定人员采取地域回避制度；鉴定书上除了写大多数人的意见外，少数人的意见也写上去，以利于在法庭上参考。这样做并不和现行的《医疗卫生处理办法》相冲突。